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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錢收買而無視污染的地方居民?一個返鄉青年的石化廠邊觀察筆記

雲林縣是台灣西部的濱海縣市,以豐饒的農產品聞名,被稱為「台灣糧倉」。但隨著1960、70年代台灣農業產值下降,工商業快速發展,導致大量鄉村農民移入都市尋求機會。雲林青壯年人口外流非常嚴重,只剩老人與小孩留守。雲林人窮怕了,因此當台塑公司的第六套輕油裂解廠計畫在其他縣市處處碰壁時,雲林縣的政治人物積極遊說,最終於1991年宣布落腳麥寮鄉,縣民歡欣鼓舞地迎接大企業的到來。六輕於雲林縣麥寮鄉西側海濱填海造陸,1998年開始營運,佔地將近21平方公里,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石化工業區之一。年產值高達1.5兆元,更佔了全台灣年度GDP的10%左右。

六輕為沿海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與經濟貢獻,卻也衍生出許多汙染爭議。2009年,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詹長權的研究成果指出,六輕設廠後鄰近地區空氣中的有毒物質與居民尿液中重金屬的濃度均顯著增加,癌症發生率也遠高於其他地區。這是六輕造成的危害第一次在社會大眾面前公開揭露,引發輿論的譁然。2010與2011兩年內,六輕更連續發生多起嚴重的爆炸大火。再加上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於空氣汙染的關注普遍提升,六輕所引發的環保、健康與工安爭議開始受到許多公民團體與新聞媒體的關注,成為全國性的熱門議題。

A satellite view of the Sixth Naptha Cracking Plant in Mailiao, Yunlin on Taiwan, showing coastline, the megaproject, and the surrounding rural settlements.

衛星地圖上的六輕與麥寮 來源:Google Map截圖

但詭異的是,身為麥寮人,我卻從來沒有在家鄉聽到相關議題的討論。當我滿懷熱血,跟隨環保團體回到麥寮「解救苦難同胞」時,卻發現令我更為震驚與錯愕的狀況。許多親朋好友竟然對於詹長權與環團的論述感到嗤之以鼻,更痛批這些外人都是「來勒索要錢的」。這讓我陷入了矛盾之中,這些鄉親明明都是善良老實的大好人,為什麼會對前來幫忙的環團抱持如此巨大的敵意?難道企業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真的封住了居民的嘴?身為土生土長的在地居民,我決定從這個弔詭的現象切入進行研究。

我在2018、19年回到麥寮進行田野調查。除了學術研究者的身分,離鄉多年的我也再次體會了故鄉的生活氛圍,在這個「重新成為麥寮人」的過程中逐漸理解居民的心路歷程。在地居民的態度其實遠比想像中更加複雜且無奈,而不單單只是「支持/反對」如此粗略武斷的截然二分。我認為應該要回歸到地方,從麥寮人的在地生活視角出發,才能有效捕捉到六輕爭議中各方行動者複雜的互動脈絡。接下來,我將這一年多田野調查得來的結果進行說明。

環保團體與六輕的科學知識競奪

環保團體賴以批判六輕污染的學術依據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自2009年開始的一連串流行病學  (epidemiology) 研究。首先,詹長權團隊在六輕周邊測得高濃度工業毒物,並在鄰近居民體內檢驗出對應的化學物質,且含量比距離六輕較遠的民眾還高,顯見居民暴露在有毒空氣中的事實。接著透過政府的健康統計資料確認居民罹患相關疾病的狀況,由此推導出六輕排放、環境散布、居民暴露、居民罹病之間具有顯著的因果關係。詹長權據此提出主張,六輕排放確實造成環境污染,已對周遭生態與居民健康產生嚴重危害。

受限於環境基礎研究的缺乏、工業區規模過大而難以全面監測、企業封鎖內部排放資料、國家政府的忽視……等因素,形成Hess (2016) 所稱的「未做科學」 (undone science)。資訊的短缺,導致環保方科學家難以「直接」證明因果關係,亦即指出特定的排放事件致使特定居民暴露於有毒物質中,因而罹患特定疾病。只能透過流行病學「間接」證實:工廠運轉後排放顯著增加,對應的疾病也顯著增加,因此推論兩者間應有因果關係。在這過程中,存有無可避免的「不確定性」。這讓富可敵國的財團得以自行聘雇科學家進行研究,發起「知識論衝突」(epistemic conflicts) 與環保團體進行抗衡。

六輕便是透過一批「友好」公衛學者進行反擊。這些學者積極投書大眾媒體,以科學家的身分批評詹長權的研究方法具有重大紕漏,認為公衛研究只能指出「現象」,而無法有效驗證排放、暴露、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

接著,六輕大肆宣傳自身在環保面向的付出,例如投入上千億元改善排碳與節能設施,並在廠區內外設置八層的監控系統,防治廢氣逸散。第二,六輕以政府的官方檢測數據均未超標為證,一切依法排放。透過國家的最高權威性與正當性證明自己的清白。第三,六輕也自行委託知名的學術研究機構進行空氣檢測與健康風險評估,結果顯示廠區周圍居民的致癌風險在國際標準中屬「可接受」範圍。第四,六輕利用鄰近地區的豐富生態作為證據。例如廠區內的麥寮港棲息著珊瑚礁與白海豚等珍稀的生物。也被環保署公告為甲種海域,水質達到海水浴場的標準,更通過歐盟EcoPorts生態港認證,成為台灣第一座生態工業港。此外,冬季頻繁出現的紅尾伯勞、高蹺鴴等候鳥,以及濁水溪口濕地數量眾多的招潮蟹,也展現了出廠區周邊的生機盎然。

證明了自身清白,六輕進而論證,即使當地仍有汙染,亦非石化工廠造成。六輕同樣藉由政府論述指出交通車輛排放、濁水溪河岸揚塵才是空氣汙染的主要來源。接著,六輕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名義,透過旗下的長庚醫院提供居民免費的健康檢查、衛教宣導、菸害防制等活動,將所有病痛歸咎於居民「個體」的不良生活習慣如抽菸、喝酒所致,癌症的增加跟六輕無關,變相地迴避了環保團體所標舉之「群體」風險問題。

六輕這些反擊論述在環團與詹長權眼中可說是無稽之談。其實在國際公衛學界的主流意見中,六輕的汙染危害早已罪證確鑿。但卻被六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營造成尚未定論的科學爭議。

然而,六輕爭議弔詭之處在於,台塑的澄清論述與其他公害抗爭當中企業的辯詞相去不遠,為何能在地方如此奏效?為何麥寮居民會「異常地」質疑環保團體的污染控訴呢?其實我所接觸到的居民或多或少都曾經聞過臭味,也認為如此龐大的工業巨獸不可能「完全沒有」汙染排放。但居民疑慮的是,汙染真有環團所講的「如此」嚴重嗎?這點必須從六輕與麥寮地方社會的互動說起。

從大惡魔變成大善人?六輕回饋策略的改變與「廠鄉一家親」

2010、11年頻繁發生的工安大火是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在這之前,六輕並不在乎地方社會的觀感,雙方彷彿平行線。當爆炸案引發居民激烈的抗議,六輕重新調整了「敦親睦鄰」的方向,要讓所有居民「雨露均霑」,一同感受到六輕帶來的經濟利益。六輕設廠時允諾增加就業機會,地方居民具有較高機率考進正式員工。不過正式員工必須擁有相關學歷或技術,名額也有限,居民很難擠進窄門。但2010年爆炸案之後,六輕將許多業務發包出去,吸引了工程承包商的進駐。這些承包商絕多數由地方頭人所開設。而外包商也招募了很多無學歷背景的一般居民作為工人,為鄰近鄉鎮製造了兩萬個以上的工作機會。亦即,六輕透過工程發包將地方頭人與一般居民吸納進來這個持續循環的經濟體系,讓居民必須倚靠六輕的工程才能維持生計。進而,大量工人的湧入也讓周圍的餐飲娛樂與服務業蓬勃發展。與其他死氣沉沉的沿海鄉鎮相比,麥寮可說是個五光十色的「不夜城」。在我的經驗中,幾乎每個麥寮人都有親友在六輕工作,或者從事仰賴工人客源的商業活動。如此一來,整個地方社會便與六輕的經濟網絡更加緊密地交纏在一起。

不只是經濟利益的相互合作,在政治與社會面向,六輕也巧妙地運用承包商作為六輕與地方的「黏著劑」。這些承包商多半為人海派,熱心參與公共事務。許多人憑藉豐厚的資金參政,現任麥寮鄉鄉長、鄉民代表會主席、信仰中心拱範宮媽祖廟的主委都是六輕包商。換言之,掌握地方行政資源與社會話語權者幾乎都是工程包商,自然也跟六輕維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六輕自己也非常積極參與宮廟、宗親會、社區發展協會、農會等社會組織,建立起十分緊密的人際網絡。六輕透過這些地方組織還有政治頭人的結盟,加強了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與社會聲望。

此外,雲林沿海可說是「偏鄉中的偏鄉」,為政府治理的最末端,再加上雲林縣政府財政狀況非常糟糕,資源挹注嚴重不足。正好六輕很積極地展現出回饋地方的誠意,因此政治人物便趁機與企業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麥寮鄉公所年度預算高達10億元,在台灣各鄉鎮當中數一數二,「最大功臣」便是貢獻80%以上經費的六輕。包含水電費、獎學金、營養午餐、長照補貼等社會福利補貼;以及興建活動中心、學校校舍翻新、設立長庚醫院分院……等硬體建設全都是六輕以「廠鄉一家親」的意象提供經費與人力等資源。

在上級政府失能而且退位的情況下,六輕透過各種大型建設與社會福利的金錢挹注填補了國家施政的空缺。同時,六輕也藉由「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手法改變了負面形象。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重化工業必須針對汙染與工安疑慮做出回應,否則無法說服重視製程友善的消費者繼續買單,因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於20世紀末開始風行於全球各大企業之間。如Shever(2010)、Benson and Kirsch(2010) 的研究所示,聰明的跨國企業打開廠區圍牆的藩籬,走入社區,以其豐沛的政經資源積極參與地方事務。透過這種「人性化」的過程,企業得以扭轉形象,從追求利益的奸商、排放汙染的惡鄰居轉變為慷慨解囊、關懷居民福祉的良善公民 (upstanding citizen),藉以淡化人們對於汙染與剝削的聯想。

六輕則更進一步,透過經濟利益的分享、工作機會的給予、地方建設的回饋、社區活動的參與……等全面性的連結,營造出帶領窮困鄉村進步與發展的領頭羊形象。最重要的是,解除你我區分,「大家都是麥寮人」,六輕能夠與地方同甘共苦,一起打拼,這種廠鄉融合的一體感獲得許多居民認同。

A large fishfarm in front of a horizon of smoke stacks with smoke from the Naphtha Sixth Cracking Plant in Mailiao

養殖魚塭與六輕煙囪 圖片來源:林鴻揚拍攝於2019年5月17日

「在地」產業社群的勝出?「外來」環團知識爭奪與反抗動員的失利

依賴六輕經濟體系維生的地方頭人與在地員工,也是最佳的資訊傳播者。當不利於六輕的汙染言論出現時,就能藉由這個在地且綿密的人際網絡進行澄清與串聯,影響六輕體系外圍的居民們。相較之下,環保團體受限於資源不足,無法長期在此「蹲點」,與居民的連結不深,自然無法建立信任關係。在居民對於環團非常陌生的情形下,六輕發起的輿論戰便相對有效。

2010年前後,詹長權因揭發六輕污染而備受居民推崇。然而,如此的形象卻在往後幾年大幅翻轉,被地方視為「拒絕往來戶」。六輕便是透過地方人際網絡進行反擊,首先,六輕方科學家批判詹長權研究方法不夠嚴謹。進而,一位與六輕友好的雲林縣議員爆料詹長權曾向六輕申請602億元的健康研究經費,卻被六輕拒絕,因此後續的汙染指控都是挾怨報復,操弄研究方法導引出「錯誤」的科學成果。居民也揭露詹長權曾擔任「黑心企業」-頂新的基金會董事,以此質疑其人格。這套說法在麥寮居民之間廣為流傳。居民並非不相信科學,而是這一切爭議皆被理解為詹長權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的扭曲與造假。

除了對於詹長權研究方法與操守的質疑,許多居民本身就是六輕員工,他們透過在廠內的工作經驗指出,環團的動員論述中存有許多對於石化工業的偏見與謬誤。例如環團指控六輕煙囪排放黑煙,但員工便以熟知製程為由出面反批:煙囪燒的是煤炭,利用靜電集塵裝置收集後排出的只剩二氧化碳跟水蒸汽,不會產生污染危害。只因照片在陰天拍攝而呈現出陰暗的色調,環保團體未經查明便任意汙衊六輕。

居民與員工也會透過長期生活所得來的身體經驗反駁汙染指控的誇大不實。筆者居住在麥寮的表哥便是六輕的資深員工。雖然廠區內偶有刺鼻臭味,但自己工作了二十幾年,身體仍然生龍活虎,因此汙染應不至於太嚴重。抱持如此想法的員工並不在少數,這些同時身兼居民與員工身分的「在地人」,往往會以未聞到明顯臭味、長期工作後身體依舊健康等理由,質疑「外來」環團與學者的污染論述。

面對民眾對於研究方法或個人操守的質疑,縱使詹長權與環團都能迅速地提出堅實且嚴密的論述進行反擊,但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卻從未在麥寮聽聞這些澄清的回應。亦即,唯有抨擊詹長權的耳語得以廣泛流傳,而環保方的駁斥卻無法有效地進入地方脈絡。

甚而,相較於六輕方的頭人與學者能用淺顯易懂的論述證明企業清白,環團則陷入了無法將艱澀的科學知識轉譯為常民語言的困境,居民難以理解,以致號召力不佳。再加上環團的行動策略具有濃厚的對抗與批判性質,認定六輕的排放確實造成重大污染,希望居民能夠勇敢站出來反抗。儘管環團內部亦可分為鷹派與鴿派而導致運動目標有所差異,但居民端所接收到的訊息即為「環團希望六輕關廠」。顯然,如此的論述在居民心目中太過於激進而不切實際。綜合前述總總因素,環團的行動理由並不被居民接受,動員十分受挫。

科學家與地方政府的關聯也引發許多揣測。詹長權揭露六輕汙染的開端為2009年受時任縣長蘇治芬委託進行流行病學研究,而蘇治芬對於六輕態度一向非常強硬。但在蘇治芬任內,台塑卻也挹注了48億元的經費給予財政困窘的縣政府。居民對於上級政府「人前嚴格管制,人後手軟拿錢」的雙面形象非常不滿。陰謀論於焉產生,縣政府、詹長權、環團「為了向六輕勒索要錢,不惜聯手抹黑六輕」的流言蜚語也在麥寮迅速散播開來。

相較於六輕「成為麥寮人」,在居民心目中,環團與科學家的形象只是陌生難辨的外來者,「平常不見人影,只有六輕出事才現身」。再加上「向六輕勒索」的傳言甚囂塵上,因此居民多半認為環團並非外界所說的正義使者,而是別有居心的可疑份子,更遑論受其動員起身反抗。

雖然仍有居民不滿六輕汙染,但考量到麥寮的行政資源、經濟收入、社會連結都跟六輕緊緊地鑲嵌在一起,勢單力薄的小老百姓難以有效地發聲與動員,只能無奈地把悲苦往肚裡吞,繼續默默過日子。

A businessman looks over the horizon to observe the Naphtha Sixth Cracking Plant in Mailiao, Yunlin, Taiwan.

外包商工人眺望六輕 圖片來源: 林鴻揚拍攝於2019年5月17日

結論

從上述這些因素可以察覺到,六輕爭議不只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二元對立,而麥寮居民「動不起來」亦非單純沉溺於企業給予的利益,而是地方脈絡之中各方行動者盤根錯節的互動關係,以及知識權威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殘酷競奪。

台灣類似的環境公害爭議當中,麥寮獨特之處在於其處於一個「政府治理效能微弱,企業大舉進佔並極力與地方社會交織互融」的詭譎位置。因此在論戰雙方欲對居民建立信任關係的過程中,無處不受到這個特殊脈絡的影響,最終導致環保人士無法獲得居民信任而動員失敗。同時,這也代表了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並非自然而然的流暢過程,而是受到各方行動者在地方社會脈絡當中不斷的協商、競逐、合作、爭奪,歷經荊棘之後才呈現出如今的樣貌。必須進一步闡明的是,上述的「地方脈絡」或「在地性」並非某種邊界嚴明、固著不變的靜態本質。呼應 Tsing (2015) 所提出的「污染即合作(contamination as collaboration)」,我認為在六輕積極融入地方社會的「麥寮化」,以及麥寮居民逐漸被捲入這個龐大經濟體系的「六輕化」過程中,麥寮和六輕都是歷經了資本、國家、科學等不同向度的協商與衝突,在彼此遭遇 (encounter) 的過程中相互影響才映照出各自的特質。換言之,麥寮與六輕所呈現出來的地方脈絡便是在這種相互「污染」,彼此形塑的雙向互動關係中所「做」出來的。

2018年剛回到家鄉進行田野調查的我,從環團的挫敗作為一開始切入的視角,因而對於麥寮居民冷漠的態度感到震驚與不滿。但隨後逐漸看到「支持/反對六輕」框架以外,麥寮人的痛苦、無奈、不安、欣喜、積極……等各種複雜的情感及其背後的成因。他們抗拒環團的理由外人聽來或許鄉愿、顢頇,甚至有點荒唐,但是如果實際踏入麥寮,便可以清楚體會到這些論述並不是存在於真空之中的幻想,而是真真實實銘刻且烙印在每個麥寮人的身體與社會環境之上。公平正義不該只有一種單一樣貌,我們當然應該積極地推動心目中的理想價值,但在此之前,必須深刻且踏實地去同理各種行動者所面臨到的掙扎與衝突。

This post is part of the series “(Re)Assembling Asias through Science.” Click here to read the series’ introduction and contact editors Chunyu Jo Ann Wang (chunyuw@stanford.edu) and Tim Quinn (quinnt@rice.edu)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ntributing!


參考文獻

Benson, P., and S. Kirsch. 2010. “Capit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gn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51(4): 459-486.

Hansen, T.B. and Stepputat, F. 2006. “Sovereignty revisited”.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 295-315.

Hess, D. 2016. Undone Science: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ed Publics, and Industrial Transitions. Cambridge: MIT Press.

Proctor, R.N. and Schiebinger, L. 2008. Agnot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ver, E. 2010. “Engendering the company: Corporate personhood and the “face” of an oil company in metropolitan Buenos Aires”.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33(1): 26-46.

Tsing, A.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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