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公寓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安放已故家人的骨灰。这类住宅被称为“骨灰房”。有人认为，与这样的邻居共处“晦气又可怕”；也有人调侃道：“说实话，我宁愿和死人做邻居，也不想和吵闹的人做邻居。”
这令我思考，骨灰房是如何在当代中国成为墓地的替代选择的？这不仅关乎城市的空间，更关乎土地、死亡、传统、经济与政策在当代中国城市语境中的交织（UN-Habitat 2020）。
骨灰房这一现象横跨殡葬、房地产与政府管理三个领域。市场层面上，殡葬从业者提供遗体整容与纪念仪式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则管理那些被改作储灰用途的住宅空间，政府部门负责殡葬政策与合规监管。由于这一现象此前几乎无人研究，我对小红书（Red Note）上八篇相关帖子下的2537条评论进行了主题分析，以了解公众舆论，并与三位来自上述领域的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以理解从他们的角度在实践中对骨灰房看法。
通过这些方法，我将骨灰房的研究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国家主导的殡葬政策如何重塑墓地与空间治理；二是儒家与民间信仰在现代城市中的道德与仪式性再适应；三是城市化与房地产逻辑如何改变邻里关系与死亡的社会意义。
香港的高密度住宅楼群，类似于中国大陆部分被非正式改作骨灰存放空间的城市住宅。
一、历史背景与政策改革的动因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通过省市两级法规持续推行“火化取代土葬”的节地政策。目前在城市地区，火化已为强制性做法。若家庭想领取遗产、养老金或丧葬补贴，必须出示火化证明（Zhu et al. 2004）。
以《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为例，该地方法规依照国家《殡葬管理条例》制定，要求骨灰必须安置于合法公墓、持证经营的商业墓园或生态葬地中。家族墓与私设墓地被明令禁止。这种政策将“生态葬”纳入土地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在死亡领域的世俗化与道德治理（浙江省人民政府 1998）。
一位民政部门受访官员告诉我： “在政策发布前，民政部网站会征集公众意见。” 然而，尽管政府明确规定了骨灰安置的合法场所，却未能满足人们在情感层面的哀悼需求。对许多具有儒家孝道观念的人来说，祭祖不仅是仪式，更是道德义务。
同时，墓地价格过高也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墓地使用权仅为20年，到期需按原价1%的比例续费；而住宅产权通常为70年。这一差距使得住宅公寓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储存骨灰的场所（Gao 202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1997）。
然而，将住宅改为骨灰存放空间在政策上处于灰色地带。民政官员坦言：“这违背了住宅的居住功能与公共规范。” 但实际上，国家在低价且具有情感意义的殡葬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骨灰房正是在公共系统缺位下的一种让人们在“效率优先”的体制中维系亲情与记忆的方式。
二、信仰与仪式的转变
在传统中国观念中，死者的灵魂并不会消失。一个人死后取决于其后人如何纪念与祭祀可能成为鬼、神或祖先，这若其灵得到供奉，时间久了甚至能升格为“护家之神”。
但在土地昂贵、墓地有限的现代城市，这些灵魂栖身何处？对许多人而言，这个答案是骨灰房。公寓被改造成祭祀空间来安放灵魂。一些家庭在其中布置蜡烛、红灯与按辈分排列的骨灰坛，仿佛缩微的家族祠堂。
自20世纪中期毛泽东的“破除迷信”运动以来，祖先崇拜、风水与坟祭被视为封建残余。进入习近平时代后，部分传统得到“文化遗产”名义下的选择性复兴，尤其是儒释道元素。这种“文化化的宗教宽容”反映出东亚国家普遍的现代化策略——国家压制“反科学”信仰的同时，又利用传统文化建构民族认同（Cohen 2020）。
一位殡葬从业者说：“这种事大家都偷偷干。”
这种隐秘不仅为了避开监管，也为了避免社会冲突。死亡仍是家庭空间中的文化禁忌。然而，信仰并未消失。调查显示，虽然仅约10%的中国成年人自认为有宗教信仰，但47%相信风水，超过75%的人会在清明节前往墓地扫墓、祭祖（Hackett et al. 2023；Roylance et al. 2017）。人们在网络上写道：“我倒希望死后能变成鬼，陪在爱的人身边。”
在骨灰房中，死亡变得亲近而持久。这种亲近既带来安慰，也引发不安。当阴界的“阴气”侵入阳间的生活空间，建筑被封闭、光线昏暗，模仿墓穴的风水格局时，评论常写道：“窗户都封死了，没有流通的气，灵魂怎么离开？”
有些人担心“阴气污染”，说“住同一栋楼也会被影响”；另一些人反驳：“人比鬼更可怕。”这种矛盾反映了在高度城市化与空间压缩下，人们对“死者安置”的情感与伦理困境。
三、城市化与房地产：邻近的瓦解
在当代中国，房地产是人们最重要也最值得信赖的资产。约70%的家庭财富集中在住宅物业中（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2020）。房产象征着安全、归属与家庭。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金维持财政，因此房价水涨船高。结果，大量住房被当作金融工具而非居住空间，空置率随之上升（Xiong 2023）。在这种背景下，骨灰房进入视野。对开发商而言，卖给储灰买家虽非理想选择，但总比房屋空置好。一位地产从业者在访谈中说：“卖不出去当骨灰房卖，总比卖不掉强。”
这种对现实的妥协背后，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坍塌。人们信任房地产，却不再信任彼此。买家担心骗局，卖家倚赖中介却缺乏对买家的透明度。墓地价格高昂、期限有限，而住宅具备更长久的产权与自主性。
正如项飙（2021）所言，“邻里的消失”是城市化下共同体关系的瓦解。人们宁可与陌生人、甚至与“死者”比邻。评论区常写道：“住了五年，连邻居的脸都没见过。”“中介早就知道，只是不说，怕砸自己饭碗。”
骨灰房因此并非因社会认同而存在，而是因社会冷漠而被默许。受访者强调，公寓相较墓地更“永久”、更“值钱”。这种逻辑在网络舆论中也体现为成本计算与投资策略：“宁愿有鬼邻居，也不要吵邻居。”这些实践构成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在制度缺位的空间里，情感、信任与家庭意图成为新的治理机制。
然而，信任仍在流失。开发商隐瞒房屋“前任死亡”或出售“凶宅”的案例屡见不鲜。城市居民彼此陌生，在同一栋楼中共处，却各自为界。房地产的经济价值越高，邻里之间的社会价值越低。
结论：
骨灰房并非城市治理的漏洞，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传统与规则、私人哀悼与公共空间、精神需求与城市现实之间的冲突。
首先，它揭示了政策层面的灰色地带：在殡葬、土地与住宅之间存在监管真空。
其次，它体现了仪式的变形：传统的祖先崇拜被转化为私人住宅中的日常仪式，模糊了“生者之家”与“亡者之家”的界限。
最后，它反映了空间关系的重组：城市居民对邻近关系的淡漠，使“与骨灰为邻”成为可能甚至合理。
在这些空间中，关怀、记忆与共存不再围绕“活人”，而围绕“死者”重构。骨灰房因此不仅是一种丧葬空间，更是文化转型的标志。它以静默的方式，将过去携入不确定的城市未来。
致谢
特别感谢恩师王鈞瑜（Jo Ann Wang）、我的编辑Rushikesh Gawade，以及所有在这篇博客创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
This post was curated by Contributing Editor Rushikesh Gawade and reviewed by Prerna Srigyan
参考文献：
Cohen, Erik. 2020. “Spirit mediumship and the state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1, no. 1-2: 72-94.
Gao, Shijia. 2024. “我的‘邻居’不是活人” [“My ‘Neighbor’ Is Not Alive”]. Legal Daily (法治日报), April 3, 2024.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240403/Articel04002GN.htm.
Hackett, Conrad, Gar Meng Leong, and Achsah Callahan. 2023. Measuring Religion in China (测量中国的宗教).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shed August 30,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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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lance, Tyler, Annie Boyajian, Bochen Han, and Cathy Zhang. 2017.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 (中国灵魂争夺战).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religious-freedom/2017/battle-chinas-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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