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佳（化名）是中国上海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员工。当我和她进行访谈的时候，她正在试图完成 Apple Watch 的一个“完美月份挑战”。 这意味着在一个月内，每天都合上了手表上的圆环——实现12小时内每小时站立一次、燃烧超过 400 卡路里的热量、以及锻炼 20 分钟的目标。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挑战中，直到 2022 年初上海因 COVID-19 爆发而陷入封锁，被困在家里的她，突然失去了连续打卡的纪录。“闭环之后的‘烟花’效果太棒了，‘完美月’也很有吸引力，” 她说，“我锻炼得非常努力，进步也很大，并且时不时给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但这也成了一个焦虑和压力的来源，一旦我跟不上进度，我就会沮丧放弃。”
Apple Watch 和其他时髦的可穿戴设备在市场上风靡的同时，这种从痴迷到失望的经历，可能会引起很多用可穿戴设备“立flag”的人的共鸣。每次我向一群人介绍自己的研究内容时，我总是会问“你们中有多少人在用 Apple Watch、Fitbit 或类似产品？” 一些人会举手，展示他们手腕上亮闪闪的东西。然后我会问：“你是喜欢还是讨厌呢？或者——既爱又恨？” 他们会礼貌地笑或点头，承认虽然“我喜欢它能记录各种数据”，但“有时还挺烦人”，或者“我真的无法达到每天走 8,000 步的目标”。
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很鲜明。我们通过数字了解自己，对自我追踪的有趣部分兴趣满满，但又对永远无法实现的那些自我提升的目标感到沮丧。 正如一些研究所说的“苦乐参半的矛盾心理”[1]，技术干预并不都是顺利和积极的，总是带有传递负面情感因素的“不成功”部分。此外，在技术实践中，数字化还有另一层苦涩的意味——隐性劳动。通过数字量化我们的身体和健康，自我追踪技术进一步明确了进行“自我提升”的劳动之处。它模糊了健康和疾病的界限——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纠正和改进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达到“更”健康的状态，但又永远不会完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追踪让健康管理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踏上了这条更难的路——我们对数字的迷恋，正印证了商业利益和现代健康伦理对我们的影响。而在民族志的访谈中，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自我追踪的生活经验、用户的感受、情绪，以及用户们对数字的解释，揭示了用户如何将自己定位在数字世界中。我们也能从中一窥究竟，如何才能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
简单还是困难？
一个用户正在查看苹果手表上的圆环。图片来源：Anna Shvers, via Pexel
许多自我追踪的app和服务所为我们建立的模式是，进步和达标是一个线性、流畅的过程，但实际的使用却刚好相反，小佳“反复立flag又倒掉”经验可以说是非常常见。从最开始“有趣”，到设定目标并充满热情地实施，然后经历中断、反弹，直到最坏的情况——完全放弃。与健康相关的此类 app 和服务，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用户持续使用的“依从性”问题[2]。 而用户也常常责备自己没有自律或没有足够的决心改变自我。
我们当然喜欢进步、自我实现，让每一天都充满“生产力”。我们做不到这些，不是因为我们懒惰或缺乏自律。我们对健康“成就”的热爱，部分取决于技术将我们每个人想象、并试图打造成市场化的健康世界中的优秀消费者。通过自我追踪，生活被数据化了[3]，我们的经验和感知被“外包”给客观化的数字[4]。各类传感器和 app 生产出这些数字，再通过各种技术设计，把它们美化包装成为了“个人生产力”，但与此同时，也忽略了我们所处的具体情景以及我们的身份。
有时，自我追踪 app 的最大承诺，是它们号称能让锻炼变得简单顺畅。一切都通过可穿戴传感器记录下来，所有的互动都会引导着用户，完成健身之旅的各个阶段。 有无数的设计技巧，都可以归结为所谓“助推”[5]（nudge）——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用来描述通过某些机制，人们可以被吸引、诱导，而下意识地做某事。 就像屏幕上的红色按钮会让用户想要去点击一样，设计者认为，类似的机制也可以在健康领域得到利用，让用户“沉迷”于这些健康的行为。 每次锻炼后都来点儿音效？可以有。给用户推送完成日常步数的通知？可以有。每连续10天打卡就来一次“升级”？当然，也可以有。
然而，生活经验往往与技术的想象不同。 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上班族，尤其是那些在臭名昭著的“996”计划中工作的人（每周 6 天，早 9 点到晚 9 点）。 对他们来说，健康管理的确是必要的，许多受访者都承受着与工作相关的压力，以及处在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中，他们想要通过自我追踪的方式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但却存在更大的挑战。日程繁忙的人，想要更简单直接的东西，但所有这些“让事情变得简单有趣”的设计，却让人对其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许多受访者都表示，喜欢游戏式体验带来的成就感和快乐。 然而，他们的自我跟踪体验却远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有的互动——记录、跟踪、庆祝、总结等等——都需要额外的工作。数字化的身体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剥离了，需要匀出额外的精力去关注、去投入这些工作。 自我追踪的 app 提供的计划，要求用户提供大量信息，要求精心管理各种项目例如体重变化、计算卡路里摄入量和消耗量等等，并在上班的间隙抽出时间完成每日锻炼的任务。许多 app 将目标分解为日常行动，并鼓励持续的记录。通知会在每天的特定时间响起，无论用户是在吃饭、休息还是在开会。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日常加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他们认识到运动和健康很重要，不少人认为需要改变生活方式。然而，与自我追踪相关的冲突，不仅与时间不足有关——即使这些 app 将你的日常目标分解为 15 分钟的“简单”任务——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精神资源（mental resource）。 自我管理的整体理念，类似目标、任务和奖励的量化，都类似于工作，这些无疑是一种隐性劳动。与这些任务的“简单”形象相反，它们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给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不懈的进步、不间断的监控和自我监控，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打扰，都让自我追踪变得“困难”。 来自工作的压力，来自健身任务的压力，以及根本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的需求，累积并强化了倦怠感。 一位 40 多岁的受访者描述了他的“压力循环”，提到工作带来的疲劳是无法锻炼的最大的障碍，然而，无法完成简单的日常锻炼任务和“迷失方向”的事实，又增添了一种自责和失败感，使他陷入了更深的苦恼。这些最终导致他放弃了自己的目标，无奈“躺平”。
把健康等同于生产力
持续自我完善的想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随处可见的自我提升的书籍和“怎么做”的视频，都声称可以帮助我们制定目标，并让我们坚信，我们可以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在目标落空以后的自责更是司空见惯，我们没有实现改变自我的承诺。这种信念的起源，是社会的个体化所孕育的，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教育、健康、幸福和自我，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足够的社区支持和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健康成为了个人的事务和个人的“选择”。 自我追踪和可穿戴技术就深刻地体现了这种信念。我们（似乎）能够了解和控制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而做出改变的责任也完全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各种设计里都渗透这这种社会规训——健康、高效、负责，我们对于这些技术的使用，也让这种规训内化了。
这种规训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将“生产力”与健康以及自我照顾相提并论。我们被这种生产和衡量价值的语言和话语所包围，生产力崇拜在整个社会十分盛行。做出改变，意味着用量化的数字记录它们，将日常生活和工作转化为挑战和成就。研究表明[6]，量化健身和健康过度强调外在数字，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动力。但在当今的生产力文化中，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工作与生活、健身与健康、社会与个人价值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当我们脱离社会环境谈论健康，将身体视为一个工作和生产力对象时，数字的增长和改善，也就成为了自我的一部分。
这种生产力文化，也符合健康技术的商业利益和对数据的渴望。对于用户来说，每天的数字是成就，是“自我提升”的荣誉徽章。 对于那些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互联网企业，数字则是衡量用户“价值”的指标，即可以收集多少数据，以及可以销售多少服务、会员和产品。“改进”和“进步”的狂热叙事背后隐藏的设计语言是，用户参与的次数越多，他们在数据“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就越大。这种商业模式有潜力，但还不足以带来稳定的利润——不少曾经高估值的健康科技初创企业，例如 Peloton 等，都在市场上表现不佳。这反过来又让我们质疑长期以来对健康技术的信念——将健身和健康纳入生产力的模型是否真的有效？ 将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扁平化为参加课程、定制计划和取得成就，对我们来说究竟有没有意义？
为数字加上语境
一位受访者开玩笑说智能手环是一种“数字手铐”。 “它有时确实有效，”她笑着说。学者们可能会同意福柯的比喻，即自我追踪等于“自我监视”（self-surveillance），即权力如何嵌入技术，使我们的身体能够被识别、管理。 但在生活经验中，数字对健康的实践则具有更丰富的意义[7]。当人们谈论他们的数字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除了陷入成就感、改变的冲动和自责的循环之外，自我追踪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从更大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方法。我们的生活和技术是一种“共塑”的关系，人与技术的互动是一座双向桥梁，我们通过技术，将自我与日常生活的社会和物质语境相连接[8]。
我让受访者将他们自我追踪记录的截图和图表发给我，并通过这些截图和数据梳理自己的感受，例如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当时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在追踪日常的过程中，你还注意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将每个数字与生活经验重新关联的过程。与自我追踪的 app 以及千篇一律的单调模式相比，这个过程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多变和不可预测。例如，一位受访者回忆说，在经历了紧张的一天并在工作中与老板发生冲突后，她在跑步机上更加努力了。“我看着我的心率稳步上升，仿佛进入了一种可以控制自我、并理清思绪的状态。”
人们将他们的经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他们生活中发生的点滴相联系，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 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到的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工作压力与身体状态波动之间的关联。自我追踪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变化更加敏感，让他们能够感知身体如何应对压力，也了解到了自己缺乏身体活动，饮食也不健康。 一些人会选择监视一些特定的指标，并尝试将它们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为此，他们往往做得“更少”，减少日常追踪和记录的频次，而不是制定更全面的计划。 正如一位受访者回忆的那样，“大致知道我所处的位置就足够了，精确的数字没有太大意义。” 自我追踪的数据被重新语境化为生活叙事，帮助他们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并从中获取一个可以控制的“自我”，比如“关注我的静息心率”。通过这种方式，自我追踪成为了一种构建和理解自我的界面。社会对健康自我管理的期望，以及一个人必须面对的客观条件限制，在这个界面上交错。
目前大多数自我跟踪设备都是商业产品，它们受以数据为中心的利润驱动，并把用户们塑造成一个高效、负责任的消费者。 但是关于自我追踪这个技术，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的，是在生产力模型之上，去关注生活方式的改变，并将它们置于生活的体验中。在这些体验中，数据被赋予多种含义和解释。 它可以帮助人们构建他们的健康或疾病叙述，并揭示人们与之抗争的社会和结构困境[9]。 将这些数字为我们所用、所有，有着更加有价值的潜力。
Footnotes
[1] Diefenbach, Sarah.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Well-being Interventions: Posi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sign in Light of the Bitter-sweet Ambivalence of Chang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018): 331.
[2] Kelders, Saskia M., Robin N. Kok, Hans C. Ossebaard, and Julia EWC Van Gemert-Pijnen. “Persuasive System Design Does Mat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dherence to Web-Base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4, no. 6 (2012): e152.
[3] Ruckenstein, Minna, and Natasha Dow Schüll. “The Datafication of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6 (2017): 261-278.
[4] Smith, Gavin JD, and Ben Vonthethoff. “Health By Numbers? Exploring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Datafied Health.” Health Sociology Review 26, no. 1 (2017): 6-21.
[5] Thaler, Richard H., 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Penguin, 2009.
[6] Lister, Cameron, Joshua H. West, Ben Cannon, Tyler Sax, and David Brodegard. “Just a Fad? Gamification in Health and Fitness Apps.” JMIR Serious Games 2, no. 2 (2014): e3413.
[7] Ajana, Btihaj. “Digital Health and the Biopolitics of the Quantified Self.” Digital Health 3 (2017): 2055207616689509.
[8] Fors, Vaike, Sarah Pink, Martin Berg, and Tom O’Dell. Imagining Personal Data: Experiences of Self-Tracking. Routledge, 2020.
[9] Ruckenstein, Minna. “Charting the Unknown: Tracking the Self, Experimenting with the Digital: Reflection.”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pp. 253-271.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22.
References
Ajana, Btihaj. “Digital Health and the Biopolitics of the Quantified Self.” Digital Health 3 (2017): 2055207616689509.
Diefenbach, Sarah.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 Well-being Interventions: Posi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sign in Light of the Bitter-sweet Ambivalence of Chang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018): 331.
Fors, Vaike, Sarah Pink, Martin Berg, and Tom O’Dell. Imagining Personal Data: Experiences of Self-Tracking. Routledge, 2020.
Kelders, Saskia M., Robin N. Kok, Hans C. Ossebaard, and Julia EWC Van Gemert-Pijnen. “Persuasive System Design Does Matte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dherence to Web-Base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4, no. 6 (2012): e152.
Lister, Cameron, Joshua H. West, Ben Cannon, Tyler Sax, and David Brodegard. “Just a Fad? Gamification in Health and Fitness Apps.” JMIR Serious Games 2, no. 2 (2014): e3413.
Ruckenstein, Minna. “Charting the Unknown: Tracking the Self, Experimenting with the Digital: Reflection.”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pp. 253-271.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22.
Ruckenstein, Minna, and Natasha Dow Schüll. “The Datafication of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6 (2017): 261-278.
Smith, Gavin JD, and Ben Vonthethoff. “Health By Numbers? Exploring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Datafied Health.” Health Sociology Review 26, no. 1 (2017): 6-21.
Thaler, Richard H., 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Penguin,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