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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後生:疫病命名與西馬來西亞人豬共生的裂墟

2026年初,隨著西孟加拉邦爆發立百病毒疫情的報導傳出,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迅速升級防疫措施,將該病原體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在這個養豬業仍是經濟與文化飲食基石的島國,此類分級代表了國家層級的最高關注,隨即動員了整套流行病學監測機制並引發媒體推測。然而,正當這些建制齒輪開始運轉時,相關論述已外溢至數位領域。在網路上,該病毒激發了交織著生物安全焦慮與充滿道德爭議的「命名政治」之公民敘事。

一張木桌上擺放著四張部分重疊的沖印照片。這些照片記錄了立百病毒疫情期間掩埋豬隻的現場:其中一張顯示數人站立於挖掘區域旁;另一張顯示以圍欄圍起的掩埋坑或壕溝;最下方的照片則呈現大量豬隻屍體堆積於坑中的景象。

在 1999 年馬來西亞爆發立百病毒之初,面對這場當時原先被宣稱為日本腦炎類症狀的疫情,國家委派軍方介入從最初的槍械撲殺豬隻,轉為在各農場挖掘大型洞穴直接活埋達上萬頭的生豬。當年留下的照片捕捉到了村子養豬業生態崩裂的瞬間,以及豬農們情緒崩潰的畫面。如今以我童年作為倖存見證的視角回首,意識到這些創傷記憶與以村命名病毒的裂墟所揮之不去的陰影,仍從波及的人們其後生日常與豬隻連結的語境中浮出再現。照片由作者提供。

命名的幽徊

「立百」(Nipah) 之名,源自馬來語中常見於東南亞潮間帶海岸的水椰棕櫚科植物。它具象化社群所處的生態環境,即是西馬來西亞位於森美蘭州的雙溪立百新村(字面意為水椰河畔的村落),一個我從小成長以華人占多數的村落,也是馬來亞大學醫師在1999年首次從當地患者身上分離出並發現病毒新株的地方。在 90 年代,本村所在區域曾是西馬半島的養豬業重鎮,豬農戶主要以福州話為背景,向新加坡和香港出口豬肉,以滿足當時蓬勃的亞洲華人圈的需求市場。作為一個在養豬家庭長大、且自身生命史與這場病疫交纏的我,近期的立百疫情再起,其影響絕非僅是生活圈重新浮現於國際名冊上的公共衛生宣導。反而,它是對近身所處的人們的殘影幽徊,持續受到近三十年前那場人豬浩劫所侵蝕,也是災後常態性回應行動的恆常耗損 (Das 2020)。

以村為命名病毒,這種纏繞並未引發村裡社群內部對於官方體制的表態。相反地,地方的回應表現為一種「日常倫理」(ordinary ethic),透過對幽微照顧行動的關注,試圖棲居於這場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裂墟之中。在東亞與東南亞華人圈的網路討論中,評論者們試圖重新檢討以「立百」的命名,質疑帶有地理錨定的命名法是否會複製對特定社群的污名,正與將「武漢病毒」重新轉譯為去地理連結的中性詞「冠狀病毒」之政治爭議相互呼應。然而,這些討論某層面上也忽視了該地名作為日常生活場域的現實,而非僅是一個流行病學的分類。
地名反映了我們在敘述病毒後生時的張力脈動。隨著公共論述在臨床數據與對 1999 年疫情的歷史反思之間擺盪,立百病毒的隱喻不僅透過病毒排化與跨界健康監測來傳播,也會在數位媒體上以影像符號進行擴散。這在2020 年新冠肺炎 (COVID-19) 及 2021 年非洲豬瘟 (ASF) 肆虐的感染危機期間尤為顯著。社會記憶不單是追憶,而是動員為集體韌性的展現。透過追憶,村民們槓桿利用病疫的殘墟(例如遺棄的農地、傷亡人數、轉變的生計方式),藉由他們已修復的身體來應對未來的毀滅。正如 Ann Stoler (2013) 的觀點,「廢墟化」(ruination) 並非是靜態的歷史事實,而是沉疊在當下時間,並在集體心理留下具體碎片殘骸的持續過程中如何主動挪用與策略。
當馬來西亞政府管制新冠病毒疫情進行封城期間,在一個不公開的村區臉書社團中,一位前養豬戶透過喚起立百病毒的記憶並評論道:「我們連立百事件都挺過來了,現在還有什麼能擊垮我們?」其他網民隨之唱和,陸續分享數十年前收集的疫情剪報以及記載著養豬業鼎盛時期褪色的照片,將其上傳到該私密社群中。數位貼文呈現了過去熙攘的豬舍景象,也出現了在最初疫情爆發中喪生的親人面孔。當時身處國外的我,看著手機螢幕上村民們,包括我的家人,彼此在各自封城生活中相互激勵的情動表達,瓦解了空間距離,瞬間將我的記憶拉回童年的視角。記憶作為關鍵的介入,將瘟疫的殘續動員為抵抗加劇的不確定性的集體免疫。

童年回溯

一座狹窄木橋橫跨鄉村熱帶地區的溪流。茂密植被環繞著一條泥土小徑,小徑通往數棟隱身於樹林與油棕樹間的簡樸木屋。

立百病毒爆發後,豬舍逐漸被廢棄,河道得到清理,原本瀰漫的動物排泄物氣味也消失殆盡。在這次病毒事件過後,一些農戶轉向小規模的蔬菜與水果種植以維持生計。照片由作者拍攝。

幾十年來,叢生的植被已吞噬了村落農地的境墟,竹節草和白茅成片地淹沒了孩子們曾騎著摩托車去釣魚的路徑。站在我三十歲身體的視角,我重訪一段並未隨著90年代集體撲殺豬隻而終結的童年考古學。由於自小午睡在自家農場豬舍旁,疫情的餘波對我而言是一系列持續的聽覺幽徊,而非一個已落定的生命篇節。如今這些農地慢性失修,村裡許多父母告誡小孩不准踏足農地甚深。這片與村裡生活區割裂的農地出現流傳的謠言,村民聲稱目睹出現因常年吞噬未妥善掩埋的豬隻屍體長成巨型的蟒蛇,亦有稱當地的湖泊鬧鬼,廢棄農地傳來豬隻的嘶嚎。聽覺的繚繞反映了我父親常年在夜間的驚醒。身為第二代養豬戶的他於自身噩夢中迷失,突如其來的驚呼聲打破了倖存家庭內部在疫病後生對家境驟變而每況愈下的默靜。我對疫情的理解,並非來自事後多年成人之後對公共衛生數據指標的可解讀能力,而是來自感官內化的持續擾動。當這場人豬關係的崩解在生物安全意義上被編碼為人畜共通傳染病時,它是也作為感官情緒與家族禁忌界線而被經驗的。
在以成人的民族誌方法重新回到這段童年經驗時,我受 Clara Han (2020)「像孩子一樣觀看」(seeing like a child) 的視角所啟發,試圖捕捉近身環境的人們如何透過沿襲家族經歷的暴力、被中斷的言說,以及超越成人邏輯解釋能力的焦慮,來理解他們所處的現身世界。這一取徑亦與 Gloria Anzaldúa 的「自我歷史理論」(autohistoria-teoría) 對話,其中個人記憶作為反思歷史斷裂的關鍵思考模式,而非釐清為一種普世的參照 (Pitts 2016)。回溯童年並非奠基於自身苦難的權威述說;它是承認一段具體的災難經歷,而我也是在後來才遇到相應的詞彙,指認本身軀體與周遭情感社群承受創傷的存墟。創傷與修復式正義的詞彙對於我的原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陌生不清晰的。許多華人農村家戶常見的禁忌式沉默:日常場景拒絕進行相互吐露,任由情緒餘震透過身體的精疲力竭以及成員們之間溝通中默認不穩定的氛圍來流轉。

數頭豬隻被飼養在一座小型商業豬舍內的獨立金屬欄位中。牠們或站立、或躺臥於狹窄的欄舍內,欄位沿中央走道整齊排列,地面為混凝土鋪面。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我的父親重新啟用他被廢棄的倉庫,並開始飼養一些豬隻。照片由作者拍攝 。

立百病毒所造成的人豬關係的崩解,其影響超越了單純的經濟損失;它瓦解了透過數十年勞動中介所鍛造的跨世代關聯性與生計生態。隨著村落經歷強制轉型,廢棄的豬舍以及活埋生豬的墓坑皆被掩埋於時間之下,轉化為火龍果果園的肥沃土壤。然而,即便少數村民嘗試重返小規模的養豬事業,也非僅是為了累積收入。他們試圖將廢棄的農地、耗竭的土壤與對流失豬隻照顧環境的「身體檔案」(embodied archives) 進行縫合。
父親也加入了復養。在兼具存在意義與經濟必然的驅使下,他試圖修繕殘破的豬舍,冒著被穆斯林獸醫局審查的風險來飼養一小群豬。「我這輩子都在養豬,其他什麼都不會」,說明他與畜牧勞動不可分割的存在認同。作為其兒子的我,看到父親在 新冠疫情封城期間,在對家畜熟悉的照顧中,找到了重新掌控自身社會時間的方法。然而,隨後非洲豬瘟的襲來,再一次重演了人與豬之間連結的毀滅。豬隻再度生病死去,使這些重操舊業的農民們被沉重的飼料廠債務所壓垮。這斷裂暴露了我父親試圖復甦的過程中本質上的脆弱性,導致遞迴式的失能。人豬關係的裂解再次將他困在農場的境墟之中。對於陷困的豬農們而言,病毒後生也是日常倫理,亦即持續渡過照料殘存之物的日常勞動。
崩潰後的景觀經歷了一場無菌式的轉型。動物排泄物的刺鼻氣味消失了,當地溪流的混濁度下降了;然而,這些絕非單純的環境改善,而是對人豬互動之核心生命印記的抹除。此外,這種感官的轉變在餐桌上引發了強烈的迴響,我的父母經常會評論說豬肉「吃起來再也不一樣了」。這是一種由數十年來與所飼養動物的親密接觸中訓練出來的味蕾所偵測到的幽微本體論變異 (ontological variation),是這座被無菌化的食品地景所無法滿足的感官品味。自豬瘟疫情以來,豬肉在我們的餐桌上變得極其罕見。父母親對馬來西亞當前的市場抱持著根深蒂固的懷疑,將現有的肉品斥為被掏空的工業體制之產物—進口的、匿名的、帶有腥羶味且帶有令人作嘔之病原性的。「外行人可能察覺不出肉質口感的差異」,我父親這麼回答,「但對於我們這些世世代代與豬生活在一起的人來說,我們的舌頭分辨得出差別。」

病毒博物館

博物館展區的一部分,用以紀念立百病毒疫情爆發二十週年。展覽包含照片、圖表、醫學影像,以及一面印有中英文文字並附有眾多簽名的大型紀念布條。

在博物館的一角立有紀念看板,簽署於 2019 年,以標記村落爆發立百病毒疫情二十週年。多位醫學教授與專家出席了該活動,其中包括首次分離出該病毒株的科學家,以及多位政治人物。照片由作者拍攝 。

2018 年,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前夕,父親傳簡訊告知前養豬戶們正努力為村裡蓋設一座紀念立百病毒疫情的博物館。該計畫源於村委會、代表華裔社群發聲的州議員,以及馬來亞大學醫學中心之間多年的協商與籌款。這標誌著知識論的轉向,脫離 90 年代末還原論式的生命政治,亦為當時的國家介入僅將村落視為一個傳染源,必須透過對受難肉身的完全根除與隔離來進行治理。
我於兩年後的 2020 年重返故地,與策展人包先生一同參觀了該處。博物館建築上懸掛著一塊木質匾額,刻著「立百歷史文化館」(Nipah Time Tunnel Museum) 。該館的命名,具體是以強調「時光隧道」來取代「病毒」一詞,呼應 Frédéric Keck (2021) 所謂「病毒遺產」(viral heritage) 的地方化展現:人畜共通傳染病斷裂的創傷,被重新轉化為透過對過往的鄉愁來為未來整備 (preparedness) 。這種語言上的隱去,馴化了病原體的遺產,將其折疊進關於時間連續性與主體韌性的敘事中,而非生物地理上的污名。
館內空間規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知識論區域。第一區作為剪報的儲存庫,提供了當年在向全球專家及大眾傳播普及人畜共通傳染危機資訊時的紙本留影。第二區則切換為病理學與動物解剖學的權威性話語,透過死亡率的數字邏輯與受感染器官的內臟圖表,重構了立百病毒新株的發現過程。策展籌備的勞動揭示了地方基層對人豬境墟的修復參與。他們曾被國家體制主導的生命政治監測邊緣化,如今則作為自身災難的檔案保管員。當我詢問這項策展的動員過程時,包先生透露勞動分工絕非僅是由上至下的。雖然大學學者提供了數據,但具體的資料拼裝和上架是由在地豬農民及其子女們完成。包先生亦透過他的大學教育背景的識讀能力,使自己熟悉有關發病機制與動物解剖學的專業術語,由下而上地重新形塑立百新村農民主體的敘事權。對於倖存者而言,博物館選擇依賴視覺性而非文本論述,是一項策略性的抉擇。藉由繞過充滿密集文本的宏大博物館風格,他們的展覽反而奠基於共享身體經驗的視覺語彙,使病毒後生的現實可親可及。

一張照片顯示介紹馬來西亞鄉村養豬業歷史的博物館展覽。展區包含歷史照片、文字說明與畜牧器具;前方陳列著金屬運豬籠與編織籃,後方大型展示牆則展示豬隻影像及養豬生產的檔案照片。

博物館的其中一個展區陳列了養豬戶曾使用過的工具,將時間凍結在二十七年前、立百病毒爆發前那段蓬勃發展的大馬華人畜豬業記憶之中。照片由作者拍攝 。

第三區是為該博物館敘述策略的顯著過渡:從病原體本身,轉向聚焦於棲居在馬來西亞半島華人新村集體記憶的論述。這種追憶出土了一種與帶有種族化污名的家園深刻交織的文化認同,直面了疫情過後經濟停滯與人口流失的切膚處境。透過展出包先生在中國旅遊時網羅收集的豬隻模型,以及從廢棄養豬場回收的工具,該展覽重構了1990 年代該地區養豬業的社群記憶。
這種被策劃的鄉愁,形成一種對抗「與動物連結之種族化」(animal-linked racialization) 的反敘事,既該種族化持續監控著占支配地位的馬來穆斯林霸權與邊緣化的華人養豬戶之間的邊界 (Neo 2011)。藉由援引宗教與國族主義的修辭,這種種族化將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與被視為污染源的養豬業之間的隱喻關聯,框架為在穆斯林主導的國家價值體系分類中較缺乏主體站位、或屬於污穢感染語境的「非清真」(non-halal) 的標記 。
「從那年起,死掉的就過去了,而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也再難繁榮。即使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那種毒性彷彿仍沉積在土壤裡。國家禁止我們養豬,如果他們連這座村落博物館都不願意資助,這無異於是對我們立百[華人]社群的抹除。我們建立這座博物館,並非為了批評國家機器,亦非為了單純揭開我們集體創傷的血淋淋傷口。我們建立它是為了替下一代錨定我們新村的歷史。……為了重新奪回過去、奪回我們在國家牲畜供應鏈中的華人經濟霸權,並提醒人們,在這個穆斯林國家中,我們需要一個平等的論述立足點來生存。」(訪談筆記,2020 年 6 月)
這座病毒博物館重新將人豬境墟建構為「遺產化」(heritagization) 的象徵,而非僅是一個複述生物傳染源頭的現地檔案庫。作為對「廢墟的物質過剩」進行回應的修復式斷裂 (Harrison 2013: 80),遺產介入透過將破碎的華人生計處境嫁接到其對過去榮景的想望,賦予了結構性社會殘骸被策劃的「第二生命」(Kirshenblatt-Gimblett 2006)。策展空間凸顯「哨兵機構」(sentinel institution) 的現身 (Keck 2021),將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浩劫工具化,將受影響的村區聚落轉化為處於「永久即臨狀態」(permanent imminence) 的地景;於此,對過去記憶的保存是為人們應對脆弱未來的前提條件。

見證我的童年被動員為跨國預防傳染的能指,既為承認由動物帶源的瘟疫其後生從未尘埃落定。病毒仍沉積在原鄉命名的轉型之中,浮現對消亡又存在的親近體感,亦實踐人豬共生裂墟的持續悼想。

一處廢棄養豬場的景象,空置的豬舍與失修的欄舍逐漸被植被覆蓋。農場四周環繞著油棕樹,陰雲籠罩天空。

村內一座廢棄的養豬場。照片由作者拍攝 。


本文由 Lilith FrakesIván Flores 審閱。

參考文獻

Das, Veena. 2020. Textures of the Ordinary: Doing Anthropology After Wittgenstei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Han, Clara. 2021. Seeing Like a Child: Inheriting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Rodney.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Keck, Frédéric. 2021. Preparing and Repairing. Th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after the 1997 Bird Influenza Outbreak in Hong Kong. Sociologica, 15 N.3, 45–59.
https://doi.org/10.6092/issn.1971-8853/13594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2006. “World Heritage and Cultural Economics.” In Museum Frictions, edited by Karp, Ivan, Kratz, Corinne. A., Szwaja, Lynn, and Ybarra-Frausto, Tomas. Duk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215/9780822388296-008

Neo, Harvey. 2012. “They hate pigs, Chinese farmers … everything!” Beastly Racialization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Antipode, 44, 950-970.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2011.00922.x

Pitts, Andrea J. 2016. Gloria E. Anzaldúa’s Autohistoria-teoría as an Epistemology of
Self-Knowledge/Ignorance. Hypatia, 31, 352-369. https://doi.org/10.1111/hypa.12235

Stoler, Ann L., ed. 2013. Imperial Debris: On Ruins and Ruin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致謝

本文受啟發於我在村區生活中與父親的日常對話累積。由衷感謝倖存的家人與豬農們和我分享生命故事。此外,感謝 June Hee Kwon 博士以及編輯們 Lilith Frakes 與 Iván Flores 的細心審閱與精準的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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